第二章

插花艺术的起源

人类之爱美乃出自先天本性；从很古老的年代起，人类除具有灵性、智慧之外并富予审美感，与别种动物有着显著的不同，所以艺术自荒古久远的时代起就与人类文明同其扩张，渊源悠远与人类之起源一样使人无法断定其年代！因此，一般研究艺术史的学者们也只能从那有真实证据的史迹上作研究艺术发展史的起点！

从美术史迹上考察，现知最早也最有名的艺术创作之一的，是位于西班牙境内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山洞壁画——距今已有两万年的历史，——正是所谓人与野兽争食拼命的“渔猎时代”之产物；画上全是野兽如公牛之类。这些野兽群在当时几乎占有了人类生活及思想的全部，因此当时人类的艺术冲动表现下的题材也就非野兽莫属了！与人类生活不甚切身的植物不易在人类脑海中留下印象，当然也就不可能被搬到画面上来！

据吾人所知，最早被充作“艺术表现之题材”的植物，约其自公元前三千年时苏美族（Sumer），他们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事植物栽培，过着农耕生活；在美术活动方面，他们已把鲜花当做发饰或颈环的习惯。此外，古埃及人把莲花看作爱莉斯神（golddess I ris）他们已知道把它安置在有水的瓶中使之不萎，不过这种对花的关心程度带着的十足实用意味的眼光，最多仅限于眩惑在花那五颜六色的外观丽质与个体的美丽彩色罢了；既谈不上“品”花，更谈不到“怜”花了！而瓶花的发明也只是基于保花不萎，理所当然的心里产物就像饿了就吃，寒了就添衣一样的自然。，尚谈不到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

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一个更喜爱花卉之美的克里特岛（Crete）民族出现了，她们已对花卉之美作更深度的体会，不仅拿花当饰物，更广泛的将花涂绘于克诺索斯（Cnossos）那华丽的宫殿墙壁上，而且颜色十分讲究，色相比以前丰富；从绘画的技术与画面的涂色技巧来看，那些画家对花卉的认识确实相当深刻。不仅此也，他们也曾广作本地风景画，将克里特岛上丰草争茂，佳木葱茏的风光景致表现出来。然而这种赏花的能力实在也比苏美民族高明不了多少；何况把花视若生活装饰上的一部分，也只有皇宫贵族才有那份雅兴，勿宁说只是借花那形色可爱，彩色艳丽的形色本质来粉饰宫殿，使其更显得气宇非凡富丽堂皇而已。这与我国六朝时代以后那种插花观赏，物我两忘的怡情感受怎可同日而语。不过在那样远古的时代已有这般成就也确实值得赞美了。可叹的是这种爱花的风气不久又低落下去！终为另一种艺术美的力量所吓阻。

古希腊人对“花卉之美”的了解全得之于上述克里特人之造化，而他们更能把植物的形态美塑出了一个典型，加以冻结后广泛的施用于各种日常用具或工艺品上。图案学上所谓的“忍冬纹”便是古希腊文化的图案学上的伟大成就，也是后代植物图案纹的代表，其影响于世界图案艺术者自是不在话下。这种花纹图案输入波斯后更传遍了犍陀罗（Gandhara）风靡了萨珊与波斯，在拜占庭（Byzantium）的装饰图案中也占去了一大半势力，最后随佛教东渐，有印度，经萨珊而传入我国，使我国在六朝时的装饰图案起了空前的变革：一反汉代以前那种以守成不变的兽形纹为中心的周代艺术，而开辟了另一种以植物纹为代表的六朝艺术；他方面，更间接刺激了我国对于自然美的觉醒与人性的复活，摒弃已僵化了的儒家教条，划出了一道艺术史上的鸿沟。强言之，国人之所以揭开“花卉之美”的奥秘，古希腊与佛教文化的催生，有莫大之功。

另一个系统，当美索不达米平原那股对鲜花的“喜爱”热传抵印度时，印度人也起而仿效，以花结实，饰首或身，此即佛经上所谓的“华鬘”。华鬘很快便成了印度的风俗之一了；佛教徒更引为庄严佛前之具而将之置于舍利宝瓶前，自此逐成了佛教中所谓的“供花”。由佛教经典中可以知道，供花是直接以鲜花供奉于佛前的一种“供养”法式。原始的供花有三种形式，其中两种是从佛经上“华筥”与“华皿”两种装花的器皿衍变而来的：一为散花；一为皿花。《无量寿经》卷下便说“悬绘、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以散花为奉佛是所谓的“四供养”之一；而此之散花便是用花筥盛莲花瓣或花形之类的纸片，于佛会或特殊场合时散洒，以助其盛的一种供花方式；英国人斯坦因（Serindia A Stein）于中亚细亚古寺壁画所发现的公元第五世纪“佛菩萨花供养图”中描写菩萨手捧或有鲜花的黄金花盘，此类花盘即为“华筥”或称“华笼”，大多以金属或竹编而成，用以装置花瓣。皿花则是以“华皿”盛置鲜花或花瓣以供之佛前的方法，称之为“堆花”或更恰当些。

至于另一种便是“瓶供”，方法与古埃及类似，在印度其渊源便是贤瓶与莲花的组合。在印度有一种阔嘴小颈壶称为卡拉萨（Kalasa），据说它有盛装一切万物之德故称贤瓶（Bhadraghatah）或称满瓶、宝瓶、吉祥瓶、如意瓶，尤其因其盛置甘露，也称甘露瓶。以之插置那象征天宝，无上庄严的莲花以供佛便是“瓶供”的开始。大约在南北朝时代传入我国。

“瓶供”在中国载之于史籍的应自公元第五世纪的南齐开始。《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上说：“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甖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铜甖原是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形体与印度的贤瓶相似，除装酒外，可用以贮水“插花”以供佛。当其传入我国后，不久便与前所谓的“皿花”相结合，发展了另一种插花方式——“盘花”一般而言，盛开或花头大的花材使用盘花；花梗长，花头小的则使用瓶花，插置方式已增加许多变化，稍异于埃及的贮花，与印度的贤瓶供花，而渐成一种艺术创作的型态。只是这时的“插花”在技术安排上，与印度相近，只能说是把花“放”在，或“投”在花器上而略加调理而已，尚谈不到“插”的艺术罢了。

在佛教礼仪中有所谓四供养的，后来随时间的累积而有增加，有五供养、六供养、八供养，而到《法华经》法师品上所说的“一华、二香、三璎珞、四抹香、五涂香、六烧香、七幢幡、八衣服、九伎乐、十合掌”的所谓十供养；此外六供具也说“一华、二涂香、三水、四烧香、五饭食、六灯明”。在十供养与“六供具”中，供花便是第一位，与香、灯一样缺一不可。插花艺术在佛教供养花的催生与滋养下，风气渐盛，直到唐代以后愈臻成熟，一枝独秀，终于摆脱供花意义，脱胎而成今日之所谓的插花艺术。